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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，胡适为《人与医学》中译本写的序言里，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科学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医的态度。[4]这篇序言可能就是上面他说想写的那篇文字。他认为一种医学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，一定有其文化背景，是那种文化的产物。“埋头做骈文、律诗、律赋、八股，或者静坐讲理学的智识阶级”，决不会产生出一个维萨里，更不可能产生象哈维、巴斯德或科赫这样的科学家。(注18)只有十六、十七世纪的欧洲文明才能造就出这些伟大科学家和西方医学，那时候“欧洲的科学研究早已远超过东方那些高谈性命、主净主敬的‘精神文明’了”。 [4]
胡适认为：东方的科学落后决非始于十六、十七世纪，而是在两千多年前就决定了，我们不但出不了对医学创新作出巨大贡献的哈维、巴斯德和科赫，而且也没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仑。正与托勒密的天文学传统一样，希波克拉底、盖仑的医学传统虽然有错误，却是最可宝贵的古代医学遗产，是现代医学的源头。(注19)没有托勒密，就决不会有开普勒、伽利略和牛顿的新天文学；而没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仑，也决不会有维萨里、哈维及其后的现代医学。这些遗产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，而“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”。 他说，看这本书“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，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‘国医’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。”“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‘国医学’，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。”[4]然而，跨入21世纪的今日，我们的古老医方典籍的出版急剧增长充斥书肆，很多医药的“重大发明”，或妙手回春的专家名医的学问本领，据说皆得之于这些经典的真传。这仍如严复所说，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，“中之人好古而忽今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”。 （论世变之亟，1895）[21]其原因除了当今的商业广告术外，社会文化上的根源则如梁漱溟所说：“科学求公例原则，要大家共认证实的；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，其所贵便在新发明，而一步一步踏实地，逐步前进，当然今胜于古。”“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，而专要崇尚天才的，便是艺术的精神。艺术在乎天才秘巧，是个人独得的，前人的造诣，后人每觉赶不上，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，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。”（着重号是原书所有的。） “明白科学艺术的分途，西方人之所以喜新，而事实日新月异；东方人之所以好古，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，自无足怪。”“中国一切的学术都是这样单讲法子的，其结果恰可借用古语是 ‘不学无术’”。 [19]梁启超也对国人的这种愚顽思想加以指斥。(注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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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，胡适为《人与医学》中译本写的序言里，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科学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医的态度。[4]这篇序言可能就是上面他说想写的那篇文字。他认为一种医学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，一定有其文化背景，是那种文化的产物。“埋头做骈文、律诗、律赋、八股，或者静坐讲理学的智识阶级”，决不会产生出一个维萨里，更不可能产生象哈维、巴斯德或科赫这样的科学家。(注18)只有十六、十七世纪的欧洲文明才能造就出这些伟大科学家和西方医学，那时候“欧洲的科学研究早已远超过东方那些高谈性命、主净主敬的‘精神文明’了”。 [4]
胡适认为：东方的科学落后决非始于十六、十七世纪，而是在两千多年前就决定了，我们不但出不了对医学创新作出巨大贡献的哈维、巴斯德和科赫，而且也没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仑。正与托勒密的天文学传统一样，希波克拉底、盖仑的医学传统虽然有错误，却是最可宝贵的古代医学遗产，是现代医学的源头。(注19)没有托勒密，就决不会有开普勒、伽利略和牛顿的新天文学；而没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仑，也决不会有维萨里、哈维及其后的现代医学。这些遗产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，而“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”。 他说，看这本书“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，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‘国医’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。”“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‘国医学’，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。”[4]然而，跨入21世纪的今日，我们的古老医方典籍的出版急剧增长充斥书肆，很多医药的“重大发明”，或妙手回春的专家名医的学问本领，据说皆得之于这些经典的真传。这仍如严复所说，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，“中之人好古而忽今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”。 （论世变之亟，1895）[21]其原因除了当今的商业广告术外，社会文化上的根源则如梁漱溟所说：“科学求公例原则，要大家共认证实的；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，其所贵便在新发明，而一步一步踏实地，逐步前进，当然今胜于古。”“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，而专要崇尚天才的，便是艺术的精神。艺术在乎天才秘巧，是个人独得的，前人的造诣，后人每觉赶不上，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，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。”（着重号是原书所有的。） “明白科学艺术的分途，西方人之所以喜新，而事实日新月异；东方人之所以好古，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，自无足怪。”“中国一切的学术都是这样单讲法子的，其结果恰可借用古语是 ‘不学无术’”。 [19]梁启超也对国人的这种愚顽思想加以指斥。(注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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